作者：李俊清（性爱电影
性爱电影
，北京 100081）
摘要：安全是安邦定国与民族复兴的基石。广西作为西南边疆重要门户，地缘战略价值特殊，既是国家主权安全的关键屏障，亦肩负拱卫西南边陲的重大政治使命。扎实推进边疆安全治理，不仅关乎广西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更关联平安中国建设、现代边海空防建设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具全局性意义。当前，广西边疆民族地区面临多重风险叠加：大国博弈与地缘环境复杂度上升，外部风险传导增强；一般性突发事件多发频发；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累积循环效应”形成结构性张力；民族传统文化濒危、生态系统改善受制约，抵边村落“虚空化”加剧，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边疆任务艰巨。对此，需以总体性爱电影观为根本遵循，融入平安中国、现代边海空防、边疆治理现代化及周边命运共同体战略框架，从三方面提升治理效能：强化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夯实组织基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均衡可持续发展化解结构性风险；深化中越边境协同，构建跨区域治理共同体，提升跨境联动与整体防控能力。
关键词：边疆安全；平安中国；边海空防；周边命运共同体；共生安全；广西
边疆稳则国安，边疆乱则国难安。广西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地区，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兼具沿边、沿海属性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广西中越陆地边境线东起东兴市竹山村，西至那坡县百省乡各达山，全长约696公里，与越南广宁、谅山、高平、河江4省16县接壤；海岸线东起粤桂交界处的洗米河口，西至东兴市北仑河口，全长约1628公里；北部湾广西管辖海域约4万平方公里，辖区内中越北部湾海上分界线长约113公里。除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彝族、回族等外，这里还生活着京族、仡佬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常住人口约5012.68万人（其中沿边沿海14个县级行政区人口约535万）。长期以来，广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然而，适逢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外交层面，黄岩岛事件、美军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中建南事件、越南非法盗采中国南海石油资源、越南单方面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定案等事件持续发酵；民意与认知层面，据民调显示，菲律宾、越南等国家民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选美国的比例呈逐年上涨态势，且《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区域政治战略影响力提升感到担忧。在此背景下，广西面临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内外部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叠加凸显，边疆安全形势日趋严峻。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把维护性爱电影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揭示了边疆治理在性爱电影和社会稳定中的突出地位。据此，在总体性爱电影观视域下，立足广西独特的社情与地缘特征，系统梳理其边疆风险因素，针对性提出治理路径以推进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极具必要性与现实性。
一、充分认识广西在维护性爱电影和社会稳定中的突出地位
（一）有利于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边疆作为毗邻国界的领土边缘地带，是内涵丰富的特殊区域，涵盖边界、领土、主权等政治地理要素，亦涉及历史、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多维内容，是国家疆域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维度中，边疆直接关联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核心利益与安全战略，既是国内外矛盾的交汇节点，也是安全风险的叠加区域，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随着广西以机场、港口、口岸为中心，公路、铁路、水路为枢纽的立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商品、资金、信息、人员、技术等要素的全球流动效率显著提升。尤其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推动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型，国家利益边界持续拓展，而广西凭借内联腹地、中转要素、外溢功能、前伸接口、后延保障的独特优势，逐步成为国家对外开放与对内连接的前沿阵地、核心通道、关键桥梁与重要窗口，其与国家、区域、国际乃至全球层面的安全与发展关联度日益深化。当前，广西边疆安全格局呈现复杂交织特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渗透，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矛盾相互交织，民族事务与宗教议题相互缠绕，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并存，显在风险与潜在风险共生，安全治理面临多元挑战。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通过抓好一地一域一业的安全为国家整体安全创造条件，通过及时有效解决一个个安全问题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根基”。“边安则国兴，边乱则国衰” 的历史规律表明，在新形势下推进平安广西建设，实现平安广西与平安中国的良性互动、协同共进，对助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二）有利于加快现代边海空防建设
边海空防是国家主权在地理空间维度的具象化载体，构成维护性爱电影的三维立体防御体系，亦是推进民族复兴进程的关键战略支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回溯近代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边海空防体系陷入全面崩溃：陆地边界线遭列强持续蚕食，沿海防御能力丧失殆尽，空域主权被肆意侵犯，据统计，此时期外敌入侵事件累计达470余起。其中，《瑷珲条约》导致中国丧失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对北京、天津等多座城市实施大规模轰炸等事件，成为近代中国主权沦丧的标志性案例。历史实践充分印证，国防体系的完整性与有效性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前提，而边海空防作为国防体系的核心构成，直接决定性爱电影整体态势，唯有持续强化边海空防建设、构建现代化防御体系，方能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筑牢安全根基、为人民群众营造稳定发展环境。
从区域禀赋看，广西拥有696千米陆界国境线、1595千米陆地海岸线，土地总面积达23.76万平方千米，是全国唯一兼具沿海、沿边、沿江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202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协调推进边海空防建设和沿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用，打造既能有效维护安全又能有力支撑发展的边海空防建设格局”。作为敌情社情复杂的沿边沿海民族地区，健全广西边疆民族地区安全体系，对加快中国现代边海空防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三）有利于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全球化背景下，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不再是边疆安全的“永恒主题”，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主要方面。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各有侧重，但二者又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相互影响。随着实体边界的弱化和软边界的扩散，因安全问题的联动而产生的边境溢出问题成为一种常态。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逐渐凸显，让国际与国内安全问题、周边与跨境安全问题在边疆地区融汇，边疆地区呈现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随着边境形态的变化，边疆安全的特征从相互割裂和孤立状态下的“共存安全”向互利共赢和团结合作状态下的“共生安全”转变。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强调“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性爱电影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
维护广西边疆民族地区安全对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互信、贸易畅通及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文化相近，目前已形成覆盖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框架，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9117亿元，中国连续15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筑牢边疆安全防线，抵御来自周边国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基础上，推动包括八桂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形塑维护正义、捍卫和平、诚信负责中国形象，消除不同国家民众的偏见和误解，从而实现民心相通，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奠定深厚的民意基础。联盟信任形成理论认为，社会交换程度、共有威胁感知是联盟信任形成的核心因素。民心相通是政治互信构建的根基，有效的人文交流是构建中国-东盟信任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量。而政治互信度的变化会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影响双边贸易往来。直接影响方面，政府由于存在为达到政治目的、考虑双边贸易产生安全的外部性以及贸易可能产生依赖性等动机，会直接干预双边贸易。通常来讲，随着两国政治互信度提高，政府会采取降低贸易壁垒、减少负面干预等方式促进双边贸易。间接影响方面，双边政治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良好的政治互信有助于降低双边贸易的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外部性，提高企业参与全球链合作的意愿，促进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双边增加值出口贸易。
二、广西边疆安全面临重大风险挑战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为的不确定性”是风险产生的根源。现代社会中，由于安全风险的跨国界扩散，性爱电影的边界不再以国家边界为分界线。随着中越两国间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互动日益深入，边境地区流动性特征凸显，广西安全风险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广西既有与内地相似的共性安全风险，又有迥异于内地的独特性风险。具体而言，广西边疆民族区的风险因素有如下几方面。
（一）大国博弈与地缘环境安全风险增大
一是从全球格局演变、大国战略竞争深化及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的宏观维度审视广西边疆安全，可发现美国的相关战略举措已成为影响广西边疆安全稳定的首要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在政治外交层面，2024年9月，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于东盟年度区域会议期间，公开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主张及正当维权行动予以否定，宣称相关诉求与行动“不具合法性”，此举客观上加剧了南海议题的国际化炒作，对区域安全共识的构建形成干扰。在军事与防务协作层面，2025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启动其首次亚洲防务外交行程，其中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方面互动时明确表态，声称美国将持续“全力支持菲律宾”，并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强制行为”为目标强化双方防务协作。此类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区域的军事对峙风险，其影响通过地缘安全关联效应传导至广西，对边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构成直接挑战。同时，基于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广西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跨疆界传统小社会”，成为外来文化形态渗透和侵犯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三股势力”利用边境地区这一“通道”作用，开展文化侵略活动。一方面，越南少数目的不纯的所谓“宗教人士”，在极为错误的历史观和西方国家的煽动下，借着中国边民文化素质偏低的社情传播邪教、极端宗教思想，甚至有不法分子通过开展封建迷信活动对中国边民进行精神控制。如有境外渗透组织在广西制定宗教渗透的所谓“广西工程”战略及实际渗透举动。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舆论和大量NGO煽动越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离间中越关系。另一方面，越南在中越边境交界处高海拔山头建立高山无线发射台广播电视信号一直渗透到凭祥、龙州、大新、宁明、靖西等边境地区，使得边境广播“反渗透”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境外敌对势力携带宣传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违禁书籍、非法音像出版物入境，加大境外民族语广播宣传力度，开发大量民文网站，导致边民意识形态多元化，对边境地区乃至性爱电影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是随着广西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一系列跨境违法现象也不断滋生，涉及非法跨境婚姻、走私贩毒、跨境电信欺诈等犯罪活动，与此同时，跨境生态安全隐患亦日益凸显，边疆治理工作面临的挑战持续加剧。首先，“三非”境外流动人口隐患。随着中越两国开放合作的日益深化，两国人员流动愈加频繁，其中就充斥着一定数量的非法境外流动人口。仅2024年，广西边检总站就查获“三非”人员5241人。境外流动人员的频繁流动给边境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首先，扰乱边境社会治安秩序。部分“三非”人员利用亲缘、地缘、姻缘、业缘等关系，在边境地区参与大量违法活动以及实施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如抢劫、拐卖人口、贩毒、赌博、婚姻诈骗等，引致强奸、家庭暴力、吸毒、各类传染病传播等问题凸显。在偷渡违法犯罪方面，2022年、2023年广西查获偷渡人员分别为1032人、3700余人。在枪毒犯罪方面，2022年和2023年广西共缴获各类毒品约75公斤，且源头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以靖西市为例，其部分边境乡镇存在大量吸毒人员；侦办涉枪案件、查破涉私案件逐年上升。在各类传染病传播方面，凭祥市某性病门诊监测哨点的就诊者HIV、梅毒、丙肝感染率分别为1.47%、2.42%、0.72%，龙州县越南籍妇女HIV感染率0.97%。其次，助长了非法跨境婚姻的形成。目前，在广西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中，多数外籍边民未能提供办理结婚登记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导致存在大量“事实婚姻”。然而，合法婚姻是外籍边民取得中国公民国籍身份的前提，“事实婚姻”由于不能被法律认可从而婚姻中的外方当事人无法取得中国国籍和户籍，其本国国籍的身份甚至还会丧失，形成大量的“黑户”，易引发许多边境社会管理问题，如引发“五个认同”危机、加剧婚姻管理压力、引致贫困代际传递等。再次，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和分布区不断扩大。截至2021年11月，入侵广西中越边境的外来物种已超过200种，其中外来入侵植物约为121种，中等危害和严重危害的占比达45.46%；外来入侵动物约为97种，严重危害的占比达21.65%。外来物种入侵不仅会造成入侵地生态系统失衡，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甚至丧失，危害中国粮食安全，也会破坏遗传多样性，损害中国生物基因资源，严重危害中国生物安全。最后，传染病跨境、跨区域传播风险大。2024年口岸传染病检出量同比提升78.2%，其中口岸重大、较大传染病检出率凸显，且输入性蚊虫等病媒生物截获量同比增长330.4%。
（二）一般突发事件呈多发频发态势
受西南暖湿气流与北方变性冷气团交替作用影响，广西气象灾害呈现类型多样、分布广泛、频发高发的特征，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干旱、大风、冰雹、雷暴、低温冷（冻）害等均为区域常见灾害。2024年，广西遭遇严峻气象灾害挑战：全年受17轮致灾暴雨、3个台风影响，汛期平均降水量达1507.6毫米，为1995年以来同期最高；期间156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主要江河出现9次编号洪水，桂林市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近200处地下空间受淹。其中，台风“摩羯”带来总水量229亿立方米，引发郁江、左江及支流明江全线超警。据统计，2024年广西水旱灾害累计造成424.1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8.9亿元；且自2024年秋季起，区域出现秋冬春连旱罕见天气，截至2025年4月底，已导致14市 85县（区）238.2万人次受灾，累计27.4万人因旱需饮水救助，农作物受灾面积233.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7.2亿元。
伴随广西经济回升向好，住宿餐饮、制造、建筑等行业经营主体数量持续增加，生产安全风险隐患基数同步扩大；叠加区域安全生产管理基础薄弱、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等因素，事故防范与管控难度显著加大。2023-2024年，广西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210起，造成1322人死亡、457 人受伤；其中较大事故47起，导致178人死亡、49人受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西虽加快推进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与应急管理体系完善，但全区公共卫生服务、疾病预防控制、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仍存在短板，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相对突出。2023年全区常住人口甲乙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2172.34/10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867.51/10万，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304.83/10万。
（三）区域非均衡发展“累积循环效应”形成结构性张力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推进共同富裕，既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宗旨，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趋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政策的加持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受历史原因、地理位置、传统观念以及自然资源等因素影响，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东中部地区以及部分西部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各民族同步实现现代化面临不少结构性的问题。2024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67%，广西只有57.39%；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5749元，广西只有57071元；全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8%、36.5%、56.7%，广西则为16.5%、32.5%、51%。一方面，发展内生动力还有些不足。一是过度依赖传统种植业。传统种植业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少、品牌农产品少。如靖西市目前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只有靖西大香糯、靖西大麻鸭、靖西大果山楂、靖西市黑鲤鱼，获得“圳品”等区域性高品质产品认证的仅有靖西海越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柑橘，产品品牌数量少，竞争力不强。二是乡村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农户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分红收益不多，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不高。有的乡村还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与对口帮扶单位和专家的主动对接意识，从“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换进程缓慢，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待改善。一些地区医疗设施差、医疗水平低，基础设施和基本设备配置薄弱，部分村卫生室缺乏修缮资金，基层卫生人员数量不足。如东兴市东兴镇卫生院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乡镇卫生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标准应核定编制数为166个，但目前仅有78个，卫生院只能聘用大量的编外人员，所需费用自筹解决。一些地区学校标准化建设程度较低，教学设备和基础设施落后，教师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水平整体较低，部分课程无法开设，幼教发展水平低，师资队伍结构性短缺，素质有待提高。此外，广西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面临瓶颈。一是口岸建设、互市贸易、对口帮扶、承接产业转移、政策改革创新等政策落实存在偏差。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奖补政策的作用不明显，产业收入占比仍较低；对于产业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边境旅游发展等建设，用地指标难以满足需要；互市政策不确定性限制了边民互市贸易和落地加工业发展。二是边境地区招商引资短板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条不完整等因素制约着企业在沿边地带的投资意愿。《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3》显示，防城港市、崇左市、百色市营商环境评分均位于全区平均线以下，全区排名分别为10、13、14。其中，防城港市政务、法治环境得分较低；崇左市市场、政务、法治环境得分较低；百色市政务、人文环境得分较低。
（四）民族传统文化濒危态势加剧
受现代化冲击、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广西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濒危隐患。一是部分边境民族语言处于濒危状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它的弱化预示着民族文化的式微。目前广西边境少数民族语言呈现衰弱趋向。目前广西边境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土语正面临着衰退、弱化，并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的态势。以仡佬语为例，百色市隆林自治县德峨乡么基村大水井、茶岩乡者艾村弯桃一带以多罗方言为母语的仡佬族约500人，而当前能熟练使用母语交际的已不足10人，且均为老年人。由此可见，该地仡佬语已处于严重濒危状态。同时，广西边境地区部分跨境民族的民族语言也处于濒危状态，如京语，且瑶语、苗语也在慢慢消失。二是中越跨境民族共有的民间文化产权主体不清，导致部分民族文化资源被邻国抢占。跨境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更是直接关联民族团结。由于广西边境地区居住着与越南部分民族在民俗、语言等方面同宗同源的跨境民族，致使中国与越南存在共享的文化遗产，如天琴艺术、侬峒节、芦笙舞艺术、壮瑶歌舞、壮族锻造工艺、“灰姑娘”民间文学、二娘庙会等。因此，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势必会因权属问题、法律问题、利益问题、认识问题和效率问题等引起中越两国一些纠纷。以壮族天琴艺术为例，2021年其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越南与之对应的岱族、侬族、泰族天曲2013年就成为越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边境民族文化资源化而导致文化资源形态异化、生态异化和能态异化。近年来，广西边境地区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积极促进文旅融合，使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对边境地区的兴边富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民族传统文化过度商业化和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失真与破坏，以及民族文化片面开发、粗放型开发而带来的民族文化的遗弃和流失等问题也愈发凸显。如广西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由于旅游业的过度开发而失去了原有的民族特色。
（五）生态系统改善遭受制约
受生态本底脆弱、人类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生态脆弱区生态退化、自然环境脆弱进一步加剧。首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难度大。广西是中国严重的岩溶石漠化区域，土地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多发、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严峻。以百色市为例，其水土流失总面积为70.39万公顷，强烈侵蚀、中度侵蚀占比分别为21.84%、31.85%。其次，工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结构性矛盾突出。工业结构方面，边境地区资源型高耗能行业发展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平均水平，重工业化特征明显。如防城港市以重工业为支撑的高能耗行业比重大，碳排放强度“十三五”期间上升27.52%，未能如期完成预期目标。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一次能源消耗中煤炭占比较高，且能源消费总量仍居高不下。如百色市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耗中占比高达60%以上；崇左市2020年能源消耗总量为516.82万吨标准煤，远远高于广西下达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40.82万吨标准煤。
（六）抵边村落“虚空化”日益严重
抵边村落作为陆地边境特定区域的村落形态，从充实边境和固边稳边兴边富边的意义上说，其虚空化是边民暂时或长久离开抵边村落，同时村落又缺乏人口补充的态势和过程，本质是边民因边界的“屏蔽效应”、发展条件、经营政策竞争和偏差以及特殊原因（如排雷过程给群众带来的肢体伤残和心理创伤）基于生计策略而选择外迁的倾向。目前，广西边境地区抵边村落面临“虚空化”态势。2010年至2020年期间，宁明县、大新县、靖西市常住人口分别减少17747、13992、9361人，分别下降5.26%、4.72%、1.88%。同时，除东兴市外，其他七县（市、区）与越南接壤乡镇均存在人口外流现象。且外流人口中，多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造成抵边村落剩余人口基本为孤寡老人、妇女儿童以及特殊困难人群。抵边村落边民大量流失使国家稳固、建设边疆失去最基本的戍边人口资源，直接影响到国家领土主权和边境社会稳定发展。边民不断外流或迁离，这无异于边境安全防范的“釜底抽薪”，造成产业、基层政权和社会关系网络、民族文化传承等领域空心化的加剧。此外，边境教育难以获得广泛认同，边境教育安全无法保障。根据人的三种存在形态——国家、群体和个人，边境教育安全可分为国家、群体和个人三类主体的教育安全。其中，国家教育安全强调主权问题，群体教育安全强调平等问题，个体教育安全强调公平问题。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边境教育质量问题仍较突出，如2019年龙州县中考数学科目及格率仅为23.6%。边境地区学生学业成绩低下是教育管理者教育治理能力欠佳、学校自主办学活力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多种问题的叠加和积淀效应，实质是3类教育主体的教育诉求、价值观念、发展期望方面存在差异。久而久之，势必弱化边民对教育的认同。
三、广西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通过完善维护性爱电影体制机制、健全性爱电影体系，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在应对广西边疆民族地区安全风险时，要以总体性爱电影观为指导，以平安中国建设、现代边海空防建设、边疆治理现代化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理念为引领，统筹边疆治理与跨境区域治理，确保边疆稳定和性爱电影。
（一）加大基层党组织建设力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历史发展逻辑、民心政治逻辑以及现实残酷的治理环境来看，边境党建质量实质性提高、党建治边功能的充分开发是边境治理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当前，广西边疆民族地区党建还存在发展党员工作滞后、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均衡、组织力不强、服务功能较弱以及农村（社区）党建视野不宽、理念不新等问题。如部分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建设中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老龄化突出、文化水平偏低，后续力量缺失；在党建实践中局限于党的自身建设，就党建论党建、谋党建，难以实现基层党建与国家发展战略（乡村振兴、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等）相结合；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在边境治理中存在功能虚化、边缘化；服务意识不强，提供服务的内容、服务方式与边民利益主体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不相符。故此，广西要结合区情特点，补齐边疆民族地区党建短板和弱项，以高质量党建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一是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和组织力。推动抵边自然村（屯）党组织的全覆盖，进一步提高抵边村干部岗位的待遇，提升边民中党员的比例，努力建设一支“四个特别”党员队伍，抓好口岸党建、抵边安置点党建。同时，让“精英下乡”制度化，把政治巡察制度延伸至基层党组织。二是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学习型、服务型、开放型、创新型、效能型党组织。围绕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需求建立“民生服务清单”，健全服务质效评价制度；以突出政治、实用、创新、结果为导向，健全基层党组织团队学习机制。三是健全党建绩效评价制度。研究制定党建工作量化考评方案，以突出共性、兼具个性为原则建立要求明确、梯次分明的党建指标体系，改进考核评价方式。
（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抓发展就是抓安全。边疆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本质是外生性负增长，深层原因是恶劣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滞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因此，广西应以深入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推动各民族共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重要任务和重要内容，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一是加大边疆民族地区扶持政策整合力度。综合考虑各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层治理、产业布局等要素，梳理现有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政策，权衡多元化政策目标的优先性、重要性和兼容性，确立价值统合的总体政策目标，并将各具体政策的政策目标相互嵌入；以项目制方式，针对不同政策的政策对象进行政策工具的跨领域、跨属性调配；借助领导小组、指挥部和工作专班等议事协调机构，采取纵向联动和横向协作相结合的政策执行机制，促使分散化的政策子系统形成高效协调的政策体系。二是优化基础设施布局。一方面，加大农村电网改造、人居环境整治、水域治理、抵边公路铁路建设等力度，提高城镇内部与城镇间基础设施水平，切实解决水、电、路、气、网等建设滞后问题。另一方面，遵循“铁路为主，公路、水运、航空为辅”方针，大力推动中越边境公路、铁路、水路等交通工程建设，加快促进中越道路交通衔接，打造“四型”边境口岸。三是加快县域产业发展。基于区位优势及边关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聚焦产业兴边，大力发展跨境物流、农业、旅游、电商、金融，加快推进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建设，培育壮大边疆经济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同时，进一步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政策支持，充分发挥政策的撬动作用和引领带动效应，逐步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四是增强公共服务保障。一方面，优化边境地区教育人、财、物等资源配置，打造城乡教育共同体，推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本土化，提高边境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医务人员培养和引进，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保障和激励政策，提升基层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五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挖掘保护、用活用好广西边疆民族地区反映“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五个认同”教育潜移默化融入党员干部、学校、社会教育全过程，基于新媒体技术构建远程“村民文化课堂”“多彩文化展示馆”等现代文明实践教育平台，打造“五个共同”长廊，深入实施“文化润边”工程、“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以人民理念、政府信心、领土感知、主权立场增强边民“国家、国门、国民、国防”意识。
（三）构建中越边境协同治理共同体
2023年12月13日，《中越联合声明》强调“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随着边疆地区社会风险隐患问题的复杂性、渗透性、联动性、社会性不断增强，仅靠一国政府的治理管理、资源配置能力无法实现“治理有效”，亟需打破一元结构，凝聚跨国政府、市场和社会合力，加强跨境多元主体合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协同治理共同体。[21]一是构建中越边境协同治理新理念。共生安全是行为者之间不划分主客体的模式，行为者间的关系处于合二为一的状态，其强调坚持系统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安全问题，通过彼此相生相长，以互惠而非权力的方式维护安全关系。中越边境地区安全治理行为主体要加深对“共生安全”理念的认识，发挥相应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形成安全治理合力。同时，通过外宣夯实周边利益根基，打造利益共享体，推动越南积极践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周边区域一体化发展。二是提高中越边境协同治理主体能力。建立完备的防范与预警机制，应对由外向内的安全问题；将政府治理资源向边境地区倾斜，提升党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应对由内而外的安全问题；健全不定期快速会晤、紧急会商机制，应对内外交织的安全问题。三是优化中越边境协同治理机制。健全边境协同治理相关法律法规，从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实现中越边境地区制度有效供给，秉持“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树立大治理观，搭建联动贯通高效的领导与协调机制，科学界定中越双方协同治理权力与功能，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中越两国法律和司法领域合作，精准识别、妥善解决影响边境地区及周边安全的社会热点、敏感问题和网络涉稳舆情事件。四是拓展中越边境协同治理外部环境。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构建风险协同治理平台，建立边境安全风险分析模型，健全依托风险源评价大数据的风险摸排、研判与应对机制；加强两国间教育文化合作，通过师生互访、文化交流、教学共研、旅游搭“桥”等多种形式，以亲身经历和主动思考体会彼此国情、社情和民情，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越民间友好。
来源期刊：社会科学家第五期
